汉献帝九岁登基，一生为傀儡，受尽屈辱，却并非亡国之痛最锥心刺骨。
比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李傕，才是他刻骨铭心的噩梦。
提起汉献帝，总绕不开“傀儡”二字，他从九岁被扶上那风雨飘摇的御座，直到三十多岁被曹丕逼退，一生几乎都在别人的阴影下度过。这其中的痛苦，外人难以想象，但最深的创伤，却与那个名气不那么响亮的李傕紧密相连。
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，贵为天子，却要向一个武夫低声下气地讨要区区五升米，只为果腹。而得到的回应是什么？
不是粮食，而是五斤散发着腐臭的牛骨头。这近乎羞辱的施舍，或许就是汉献帝在李傕掌控下生存状态的缩影。这已经不是权力旁落的问题，而是基本人格和生存权利都遭到漠视。
长安，这座古老的帝都，在李傕及其同伙郭汜等人的铁蹄下，早已不是什么京畿重地，反而更像一个人间地狱。这些人本是董卓的部将，在董卓被吕布和王允设计诛杀后，一度打算作鸟兽散。
是谁拦住了他们？是谋士贾诩。贾诩一席话点醒了这群亡命徒：分散逃亡，一个小小的亭长就能把你们抓了。不如掉头杀回长安，搏一把富贵，败了再跑也不迟。这一赌，赌赢了他们自己，却把整个长安和年轻的皇帝拖入了更深的灾难。
他们攻陷长安后，行为与强盗无异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。皇宫成了他们的劫掠场，珍宝被洗劫一空，连宫中嫔妃也难逃毒手。
李傕掌权的日子里，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，史载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。而身处宫中的皇帝呢？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宫人衣衫褴褛，皇帝下令府库给他们添置些衣物，这样基本的要求，李傕却以时局艰难为由，直接驳回——可笑的是，整个长安城最奢侈浪费的，恰恰就是李傕自己。
天灾降临，关中大旱，饿死的人不计其数。汉献帝心怀不忍，拿出宫中一百多匹御马变卖，想换点钱粮救济灾民和困顿的大臣。谁知李傕听闻，竟派人将这笔救命钱悉数抢走，理由是“我家也缺钱”。连皇帝的这点悲悯之心，也被他如此践踏。
对比后来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至少在物质层面和表面礼仪上，曹操还维持着一个臣子的体面。可在李傕这里，汉献帝几乎连一个受优待的人质都不如。
这种日子，远非“痛苦”二字可以形容，那是一种时刻悬在头顶的恐惧和彻底的无助。这就不难理解，为何比起后来系统性剥夺他权力但保障了他基本生存的曹操，汉献帝对李傕的恨意要深刻得多。
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？故事还要从董卓说起。汉灵帝去世后，宫廷内斗升级，宦官集团与外戚大将军何进火并。结果两败俱伤，让手握重兵的董卓渔翁得利。他率领凉州兵马进入洛阳，迅速掌控了朝政。
董卓废立皇帝，毒杀少帝刘辩及何太后，这些举动无疑是倒行逆施，引来了关东诸侯的联合讨伐。但他选择扶持年仅九岁的刘协登基，也就是汉献帝。某种意义上，他是汉献帝皇位的“授予者”。尽管董卓残暴，祸乱朝纲，但他对这个自己立起来的小皇帝，表面上还存有一份特殊的“尊重”，并未施加类似李傕那般赤裸裸的人格侮辱。
董卓的败亡，源于他的暴政和内部分化，最终被司徒王允利用美人计，借吕布之手除掉。然而，董卓的死，并未带来秩序的回归，反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放出了李傕、郭汜这些更难驾驭的凶兽。
汉献帝并非没有尝试过逃离李傕的掌控。李傕、郭汜等人很快就因为分赃不均和权力倾轧而爆发内斗。长安城内战火连天，百姓遭殃，皇帝更是度日如年。这两个军阀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，为了争夺对皇帝的控制权，甚至直接在城内开战。汉献帝数次派人劝和，都无济于事。
更惊险的是，郭汜曾试图联合李傕的部将偷袭皇宫，劫持皇帝。幸亏计划败露，李傕抢先一步把皇帝挪到了自己的军营里。自此，汉献帝成了李傕随军携带的“吉祥物”，走到哪带到哪。
郭汜不死心，又联合他人夜袭李傕大营。混战中，一支箭矢擦着李傕的耳朵飞过，最终射在汉献帝身旁的柱子上。那一刻的惊魂，恐怕让这位少年天子毕生难忘。此后，李傕对皇帝的看管更严，食物供给也更少，君臣一同挨饿。这才有了前面提到的乞食不得，反赐臭骨的屈辱一幕。
长期的战乱和对峙消耗了双方的实力，也耗尽了长安周边的资源。最终，在一些忠于汉室的大臣如杨奉、董承（也就是后来衣带诏事件的主角）等人的策划和保护下，趁着李、郭二人暂时和解的间隙，汉献帝抓住机会提出东归洛阳。李傕等人此时也无力维持在长安的统治，便同意了。
逃亡之路同样艰险。郭汜很快后悔，与李傕联手追击。护送皇帝的队伍且战且走，损失惨重。据说抵达陕县时，身边仅剩的羽林卫不足百人，随行公卿更是十不存一。
就在这危急存亡之秋，曹操出现了。他的及时介入，不仅击败了李傕、郭汜的追兵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将汉献帝迎奉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——许昌。
到了许昌，汉献帝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。锦衣玉食，居所有定，至少不必再担惊受怕，忍饥挨饿。曹操虽然把持了朝政，将皇帝牢牢控制在手心，但他需要利用皇帝这面旗帜来号令天下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。
因此，他会维持必要的君臣礼仪，给予皇帝表面上的尊荣。当然，这种“尊重”是有代价的。
汉献帝若有任何不轨之心，比如那次著名的“衣带诏”事件，试图联合朝臣除去曹操，换来的便是雷霆手段，董贵人被杀，身怀六甲亦不能幸免，两位皇子同样遇害，参与其中的大臣尽数被诛。伏皇后写信给父亲密谋反曹，事泄后，皇后被废黜赐死，伏氏一族也遭灭门。曹操甚至把自己的三个女儿都嫁给汉献帝，名为联姻，实为安插眼线。
这无疑也是一种痛苦，是身为帝王却无力回天的政治痛苦，是眼看忠臣亲眷死于非命的情感痛苦。
可是，与李傕时期那种食不果腹、朝不保夕、人格尊严被肆意践踏的生存绝境相比，曹操的控制虽然严密而残酷，却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“体面”的环境。汉献帝在曹操手下，更像一个被圈禁在镀金鸟笼里的高价值囚徒，失去了自由和权力，但保全了性命和基本的物质需求。
李傕并非全然是莽夫。史书记载他颇有勇略，曾受董卓委派去游说江东猛虎孙坚，还曾击败过与皇甫嵩齐名的汉末名将朱儁。
董卓死后，他能听从贾诩的建议，果断回师长安，并整合董卓旧部，击败吕布，清除王允势力。他甚至懂得利用皇帝的名义来排除异己，比如设计诛杀驻守在外的王允同乡宋翼、王宏。这一系列操作显示了他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。
然而，李傕的才能，似乎更多地服务于一种破坏性的、短视的权力欲。一旦大权在握，他与郭汜等人的所作所为，就彻底暴露了其军阀本性中掠夺和残暴的一面。
他们缺乏治理国家的远见和能力，更没有曹操那样试图在乱世中建立新秩序的政治抱负。他们的“统治”更像是一场失控的狂欢，对内相互攻伐，对外则将整个关中地区拖入灾难。
他们对汉献帝的态度，也恰恰反映了这种本质。皇帝在他们眼中，不是需要敬畏的君主，也不是可以用来“奉以令诸侯”的政治资本，而仅仅是一个可以用来发号施令、有时又碍手碍脚的战利品。